# “为什么我不再做天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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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alle Tecco 从事天使投资长达十五年后，她在 2024 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停所有天使投资活动。这不仅是她“投资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间歇期，也标志着她在思维方式、生活节奏以及职业愿景上的一次深度重构。她在博客中娓娓道来自己停止天使投资的三个核心原因，并坦诚分享了这些年中所积累的挫折、经验以及她目前全新的投入方向。

回顾当初进入天使投资领域的动因，Halle 坦率地承认，最初的动机其实非常个人化：她喜欢与创始人合作，这种互动令人兴奋；她渴望学习，尤其是走在创新最前沿的机会；同时她也想让自己的钱“动起来”，以此实现资本增值。这种“又好玩又能赚钱”的双重激励曾经让她热情高涨，甚至一度认真考虑是否要正式筹建一支风险投资基金。

然而，正是在评估设立基金的可行性时，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愿意在未来十年中都专注于投资业务，并最终意识到自己追求的并不是“更大的资金体量”或“更广的投资版图”，而是“更深的创业者关系、更直接的影响力、以及更真实的学习体验”。

### 原因一：天使投资投资组合悖论

天使投资的基本策略源自投资组合理论——单笔投资风险极高，因此必须广撒网。主流观点是，至少需要投资 20 到 30 家初创公司，才能提升整体回报概率。然而，正是这种策略，逐渐让 Halle 感到力不从心。

她的投资组合迅速扩展到超过 50 家公司。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分散注意力”的琐碎需求：一个创始人希望她帮忙招一个关键岗位；另一个人在筹备 bridge round，需要她帮忙润色融资材料；又有团队内部出现联合创始人冲突，找她协调情绪；还不断有新的投资人来请她背书现有的投资组合……这些日常看似微不足道，但当叠加起来，却变成了一份没有薪水的全职工作。

这种“广而浅”的支持，逐渐让她与创始人的连接变得稀薄，甚至违背了她当初投身这个行业的初衷——真正帮助创业者、陪他们一起克服难关。她感到自己的时间被稀释、能量被切割，而与人建立深度合作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 原因二：投资人的信息滞后问题

很多人以为天使投资者可以看到公司的真实运行、汲取一线的商业智慧，但 Halle 却发现，现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天使投资者能接触到的，不过是“每季度一次”的 sanitized update，一份简略的财务与战略摘要，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公司真正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相较之下，她发现许多非投资的角色反而提供了更真实、更深刻的学习体验。她举例说，无论是参加行业会议、撰写专栏、开设课程，还是担任顾问和董事会成员，这些方式都能让她以更低的代价、更多的主动性接触到一线的行业动态。

她强调，在 advisory 或 board 的位置上，即使没有财务投入，你也能看到公司最真实的样貌——从资源错配到文化危机，从战略重构到资本布局。相比之下，仅仅是作为“投资人”的旁观者，她感觉到的是一种“被动的信息滞后”。

### 原因三：不划算

最让她下定决心退出天使投资的，是她冷静计算后的一个结论：在现有的实践、风险与回报结构下，继续天使投资在财务上已经越来越不划算。

天使投资者不像风险投资基金那样可以从管理费中获得薪酬，他们既无稳定现金流，又承担全部风险。同时，相比 PE 的 3\-5 年回报周期、VC 的 7\-10 年基金周期，天使投资者的等待周期往往超过十年，还要历经数轮经济周期动荡。

她写道，自 2009 年以来，她的投资经历了多次政治更替、一场全球疫情、从零利率到高通胀高利率的剧烈变化，而这些宏观变量都极大影响了退出路径和回报结果。

她分享了几个鲜明的例子：

- 有一家公司融资超过 $1 亿，她的股份曾一度纸面价值超过 $100 万美元，但最后却被“清仓式收购”，她分文未得；

- 两家公司尽管“被成功收购”，但早期投资人并未获得实际回报；

- 四家公司因无法盈利或融资，最终关闭；

- 另有四家公司进行了新一轮融资，但条款极为不利，几乎抹除了早期投资人的股份。

她坦言，最后一类“重组式融资”成为她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让新投资人“洗牌”、重写游戏规则的行为，让她质疑这种结构是否公平，是否真的值得继续冒险。

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自己作为创始人曾经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作为投资者的回报。她写道：“也许这只是运气，但创业让我可以直接影响结果，而不是等着别人给我汇报。”

她写道：“有时候，最好的投资决定，就是决定不再投资。”

另：她的《Angel Investing\: Was It Worth It?》系列文章也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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