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son Koebler 的这篇文章《Teachers Are Not OK》汇聚了十多位来自中学与大学一线教师的声音，他们的叙述既愤怒，也疲惫，更多的是无力感。这是教育行业第一次如此广泛地集体表达出对技术洪流的焦虑与困顿。
约克大学的 Robert W. Gehl 是一位在数字治理领域深耕多年的教授。他所看到的，是生成式 AI 在大学教学现场的“泛滥”：学生用它写作业、生成阅读摘要、草拟讨论观点。Gehl 参与学术诚信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很多年，如今相关的案件“爆炸式增长”，以至于他坦言：“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生成式 AI 工具都扔进太阳，我会非常高兴。”他用“让机器人帮你举重”来比喻学生对 AI 的依赖，意思是，如果训练本身都由别人代劳了，那么学习还剩下什么？对他来说，20 年以来努力营建的“以写作与讨论塑造批判性公民”的教学模式，在 AI 面前迅速蒸发。他强调，学校系统内部对 AI 工具有着极大的制度性矛盾：一边是教师口头禁止学生使用 AI，另一边是大学采购的微软与 Google 服务在默认推广 Copilot。他说，“我现在的工作比以前难太多。如果要禁用 AI，我得像侦探一样花几个小时去找证据，和学生谈话、写报告、开纪律听证会，而最终发现的只是一小部分。”
与 Gehl 的痛苦相似，很多教师正试图找出新方式重新掌握课堂的控制权。Ben Prytherch 是一名统计学教授，在 ChatGPT 出现之后，他把所有写作型作业都改成了课堂完成——学生必须在他面前、在考试时间内完成论文。“结果让我惊喜，大多数学生其实是能写的。”他说，这改变了他对“学生写作能力退化”的固有偏见。与之伴随的，是他重新找回了对教学的热情：“当我确定这是学生本人写的东西时，我就会很愿意写详细反馈。”
但改变也带来了不便。他开始考虑引入口试，尝试更“人性化”的方式来衡量学生掌握了什么，而不是让他们把作业扔进一个 AI 生成器，再复制交上来。他对“必须把 AI 引进课堂”的论调抱有强烈怀疑：“我们连 AI 是什么都没搞明白，怎么就有资格教别人怎么用？”
不是每位教师都愿意“学习使用 AI”。Kate Conroy 是费城一所高中的 AP 英语老师。当学校强迫她完成一项培训，教授教师如何在教学中使用 AI 工具时，她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在她看来，AI 的兴起不仅掏空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击穿了他们的思维本能。她面对的，是一群“连自己的兴趣都说不清”的学生，“他们不再思考”。她举例，有学生拿着手机告诉她“ChatGPT 是对的”，因为“你看，手机上就写着呢！”她反问：“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但学生根本听不懂这个问题。她最终在评分标准中加入了一条新规：所有作文必须保留 Google Docs 的修改历史，否则不评分。“我只能靠这个方法来防止一次成稿的作弊。”她对 ChatGPT 的了解来自一次测试：她故意出文学分析题让 AI 作答，结果发现它编造了内容听起来像是真的但并不存在的引用，还配上错误的页码。“我教过的书都很熟，我一眼就知道这不是书里的内容。”她有些得意地说，“我把作业退还给学生，说：‘你能帮我找一下这句话在哪一页吗？’我知道他们找不到。”
在这场与 AI 的对抗中，教师普遍感受到“时间被浪费了”。Jeffrey Fisher 形容得最直白：“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批改和写反馈，但这些文章根本不是学生写的，这感觉就像在干一份 Bullshit Job。”他提到了一本书——David Graeber 的《Bullshit Jobs》，书中谈到有些工作毫无意义。Fisher 说，大学行政人员多半觉得自己是在做“废活儿”，但教师们通常不会有这种感觉，直到 AI 出现。“我们一直以为教学是有意义的，现在我们开始怀疑。”他说，现在自己最大的任务，是从学生的现场写作中找出他们“真实的声音”，再用来判断他们课后交的论文是否“变声”了。然而，作为一个教学量高达一百三十多人的教师，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辨音”的做法既不可靠，也不可持续。
这种挫败感，在负责“负责任 AI 使用”课程的博士生导师身上体现得更具讽刺意味。他原本希望学生能对 AI 对边缘人群的影响进行深入批判，结果拿到的作业却是“肤浅、误导且分析错误的 AI 制图”，更离谱的是，两个学生把论文丢给 AI，让它生成了一段播客。AI 在里面加入了毫无意义的声响，创造出一个“傻白甜”女声角色，整段音频不仅毫无内容，而且更进一步地加剧了论文中已有的问题。他愤怒地写道：“这些学生读的是‘负责任 AI 课程’，却干出如此不负责任的事，我简直难以置信。”
但也有教师曾经试图“和解”。Nathan Schmidt 在 AI 问世初期持开放态度。他在课堂上用投影机展示 ChatGPT，让学生观察它是如何工作，并鼓励学生在作业中说明自己使用 AI 的方式和理由。但很快，这种开放变成了痛苦。他发现学生提交的是“半人类、半机器”的作文，而他在批改时要不断判断哪一句话该被表扬、哪一句话只是 AI 写的。如果他表扬了一句 AI 写的好句子，他担心学生会以为“我的真实写作不如机器写得好”。这种不确定性让他陷入困惑。更让他失望的是，即使他明确要求学生解释使用 AI 的过程，学生依然交来模糊不清的说法，比如“用了 ChatGPT 想点子”或“ChatGPT 修了语法”，很多人甚至连语法和词汇都分不清。他最终走向了彻底否定：“任何一段使用了生成式 AI 的文本，我一律退回。”他将 ChatGPT 看作是一个更大问题的缩影——一个以“内容消费”为王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再鼓励思考与创造，而是鼓励复制与迎合算法。
大学教师 John Dowd 对这种文化也有切肤之痛。他在文科和社会科学领域教授多年，如今觉得生成式 AI“彻底摧毁了”他的教学目标。他痛心地说：“学生用这些工具来完成作业、考试，甚至获取信息（这一点最吓人）。很多使用是违背课程规定的，但也有一些是在教师许可下完成的。”他注意到，如今的学生有一种“Big Idea 幻觉”，自认为自己只是借助 AI 整理已有的原创思想，但在他看来，那些真正还在“学习如何思考”的人，并不具备这种自我认知的能力。“他们缺乏判断信息的能力，自然也写不出有意义的内容。”他说，他自己不使用 AI，是因为“太容易被它的便利性迷惑了，即使知道它常常编造事实。”他最后的情绪几近控诉：“技术男孩们在没有任何共识和讨论的前提下，就把这些东西硬塞给了我们教育工作者。”
AI 对于教育的挑战，并非只是“工具使用”的争议，更触及了教学的基本信念：什么是学习？什么是思考？谁在做决定？AI 破坏了教师对学生的了解，也破坏了教师对自己劳动价值的信任。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每一位教师都不只是面对技术本身，更是在对抗一种不问缘由、不讲责任、呼啸而来的“默认未来”。
正如一位西班牙语教师所说：“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也不知道 ‘acercarse’ 在英语里怎么说。”他们用 AI 完成作业，却连自己交上来的句子都读不懂。他补充道：“我花了无数时间试图判断他们是否作弊。哪怕我已经大量使用纸质作业（他们讨厌我），也挡不住。”这个职业的尊严，在反作弊的日复一日中渐渐消耗殆尽。
愤怒之后是疲惫，疲惫之后，就是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