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斯纳、林奈到达尔文：信息管理的另一种叙事

“我敢跟您打赌，您不知道鱼如何分类。” ——“当然知道，一类是可以吃的鱼，一类是不可以吃的鱼！” “那好吧，硬骨鱼可分为六个目：第一目棘鳍鱼，上鳃完整，活动自如，鳃呈梳状。这一目又分十五科，即囊括了已知鱼类的四分之三，典型鱼种就是普通的鲈鱼。” ——“相当好吃。”

二零二三年十月，我在满陇桂香里醒来。每年此际，我总要在杭州西湖畔的深山里饕餮一番闲书。今岁，一边观赏本地特有的几种桂花，一边读格斯纳（Gesner）采药、写信、著书的故事，再于秋阳下整理书斋，忽有幽谷暗香悄然而至：

吾辈在信息管理语境下所言的分类，竟与博物学家（自然志家）几百年来的探索遥相呼应。¹

将波澜壮阔的博物学史作为巨型隐喻，以重新审视当代的信息管理，固然有大材小用之嫌，作者不惮于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借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与诸位重新分析信息管理，借用历史上已有的经验，避免一些弯路；而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指出这段历史和我们所面对问题的根本性不同：绝对不可能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讨论信息管理，而这种“对自然科学哲学”“有些过时”的曲解，其实已经隐含在几乎每一本、每一篇相关著作中。

恰恰是在进化论大获全胜的二十一世纪，当人们都像水中鱼一样意识不到进化论思想之遍在时，写这样一篇看似戏谑的文章才更有必要。

格斯纳和对现有信息的分类

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任何给我们指明方向的分类法，都有助于防止我们完全忽略种类（species）。——丹尼尔·丹尼特

且不谈连续论与断裂论的分歧，至少可以断定，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了一批著名博物学家，而格斯纳当属此种翘楚。此君头衔甚多，但国内读者更容易接受的一个偏偏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铅笔的人”（可惜不是，格氏只是最早同时以图文记载铅笔的人）。

在格斯纳的时代，旧文本之发掘与新事物之发现并举，欧洲人经历着一场信息爆炸。而面对各种异地乃至异域动植物，博物学家不得不加以整理分类——其实，整理与分类本身也促成了博物学家这个群体，在此之前并无此职业。根据欧格尔维（Ogliv）的叙事，自十六世纪初开始的几代博物学家，最初是基于医药和教学需要才着手分类，而鲜有人赋予其哲学上的含义。

希腊人留下来的经典文本主要记录了地中海沿海的草药，然而文艺复兴的范围却远远超出意大利一隅。以医生和药师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很快发现原有的草药书在实务中捉襟见肘。在今天看来，一个住在法国甚至德国、荷兰等更北方地区的人，他所遇到的植物当然和地中海沿岸大有不同，甚至可能完全是不同的物种。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由于他们过于相信古代文本，因此总是以古书为参考坐标，把新遇到的植物当作古代图鉴上的变种。

这种看似幼稚的做法其实非常自然。任何人遇到全新事物时，总是要以现有知识为参照。这种参照和对比往往是实用主义的，在前例中，以医生为主的人文学者主要为了收集草药、行医治病才去关注生物。因此，有些草药书甚至完全无视物种之间的区别，主要根据疗效给生物分类——是不是很像中医——这种心态并不奇怪，毕竟只要能够治好病并且没有太明显的副作用，病人恐怕也不会在乎自己吃的是什么药吧？

转向当代，实用主义其实是绝大多数操作系统或软件的默认思路。最常见的文件夹分类是照片、音乐、视频和工作文档，无论 macOS、Windows 还是在刻板印象中非常 Geek 的 Linux（部分发行版），进入系统后，您首先看到的都是这几个文件夹。

深究起来，上述分类背后根本没有什么严密的逻辑。难道照片就不能是工作资料吗？视频就等于电影吗？音频全是音乐？经不起推敲却沿用至今分类体系，只是假设一个人最有可能用电脑欣赏音乐、观赏电影、浏览旅行照片并写一点办公文档。事实上，多数人估计也不会抱怨这个体系。

类似的实用主义取向在信息管理中俯拾皆是。在任务管理软件中，往往会预设工作和生活两大分类，一般人也确实遵从之，如果工作比较复杂、涉及多个项目，就继续在工作的大类下面设定小类，倒也足够应付一般事务。不过，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似乎常常被打破，无论采取哪种策略，开发商总有办法继续从用户身上攫取金钱：要么向你介绍一套更加复杂的分类整理体系，要么就劝你开设第二个账号。

从上述以购买商品代替解决问题的消费主义论调中已经可以看出，仅仅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着眼现有信息的分类方式并不能满足未来的管理需求。何况，在某种程度上，假定一个人抱回一台一万二的电脑却只知道浏览和狐朋狗友一起比剪刀手的照片，这本身就是非常邪恶的预设，我想读这篇文章的读者应该不会乐意被贴上这种愚蠢的用户画像标签。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追求面向未来的信息管理系统。

林奈和对未来信息的分类

“让我们看方法，”他们高嚷，“方法！”若发现被调查的方法既不属于亚里士的范畴，也不归于霍格的领域，那学者们就会立即停止调查，并宣布那位“理论家”为白痴，从此对他和他发现的真理再也不予理睬。——爱伦·坡

当现代人张口闭口“信息管理系统”时，其实已经在享受林奈（Linnaeus）及其友邻的遗产。专业研究人员区分了方法（methodus）和系统（systema），认为后者是更加体系化的方法。本文不重复学术味道浓厚的轱辘话，我想换个说法：林奈以前的方法是有啥吃啥，只对现有信息加以分类；林奈开启的整理方法则是吃啥有啥，基本上未来遇到的各种信息都能够妥善置于现有框架里——最多只需要微调框架。

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们可谓是山头林立，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如上一节所述，许多人文主义学者都有医学背景，他们往往很重视植物的药效，这批人很可能主张根据用途区分植物；靠后几代学者则更看重植物的形态，有人把叶子作为分类标准，有人从植物的根切入，也有人选择其他器官，还有人杂取种种。格斯纳代表了实用主义的极端，他甚至在部分著作中淡化分类，直接引入字母表顺序——换句话说，他的图鉴更像是一本非常现代化的词典。

这些做法在林奈眼中基本上都属于异端。²其实不用林奈跳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自己也知道其分类方法有问题。例如，面对很难活着运到欧洲的异国动物，大家基本就是在发挥想象力了，也难怪会留下那么多有趣的怪物传说。归根结底，旧路子的问题在于只着眼于眼前的物种，而很难应对新发现的物种，一旦有人从异国他乡带回来新标本甚至活体，原先的分类就会显得荒谬不禁。这就不奇怪，为什么鸭嘴兽会成为当时博物学家们的肉中刺和眼中钉。

遥想当年林奈年轻气盛，宣布所有过去的分类系统都不对，他要追求一种自然的分类。林奈的具体方法前人已经尝试过，惟此君武运昌隆：第一，他在宫廷里面有一帮死党，与其惺惺相惜；第二，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分类标准（比如植物的生殖器官）有些武断，不是真正的自然分类，但是就接下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发现的物种数量来看，林奈的标准竟然完全够用！

易言之，林奈系统（systema）之所以被当时几乎所有文明国家所接受，并不因为他是对的，而是因为他更有用。有用在什么地方呢？能够容纳迅速爆炸的信息。事实是，直到今天，林奈的分类体系仍然没有过时，当有哪个人摇头晃脑佯装博学指出你正在吃的苹果学名是 Malus domestica 时，他就是在享用林奈的思想遗产（具体说，是双名法）。当然，林奈系统实在是铤而走险，如果不是他那群鼎力支持的富二代官二代朋友，如果不是他那一大群死心塌地的学生，如果不是因为林奈作为瑞典人而没有卷入奇奇怪怪的民族情仇，大概他的分类体系也不会如此顺利——甚至在他尚未离开人世的时候。

在技术上，林奈的成就在于单一的分类原则和固定的分类体系，而后者更要紧，意味着其他学者也可以理解林奈系统。而对林奈自己而言，当他年迈之际，回首自己的作品也不会觉得陌生。一直到美国的杜威（Dewey）为止，稳定、可靠、统一、标准的分类系统都是学人好逑。³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当今的企业信息管理时，也不难发现，最理想的管理方式并不是让当前使用者如何轻车熟路，而是当他退休或者被炒鱿鱼时，接任者能够很快摸清门道。这种以群体使用者而非个人使用者为对象的信息管理，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颇具规模，许多学者都依靠国际性网络丰富收藏、增添见闻。⁴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大概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其实开创了国际性信息管理协作的先河。而到了林奈那里，种种一家之言逐渐销声匿迹，统一的分类标准终于树立在欧罗巴大地上。

间奏：至上而下和至下而上

你所见的只是一小部分。有太多未知的事。只能搜集并加以分类。——五十岚大介

如果我们不考察具体内容，只看其抽象结构，或者说只看几何形态，那么各种分类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自上而下者和自下而上者。这对应了系统（systema）和方法（methodus）之分。

林奈之前的博物学家，往往坦言其方法只是自下而上，从经验出发，给已知事物编纲分籍。林奈虽然也谦称自己是二流分类学家，并且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没有发现自然的分类方式，但是其分类方法的结构却完全相反：从上往下，足以包含接下来几个世纪中发现的新物种。

考虑到达尔文巩固了林奈的成果，而几代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成功又呼应了柏拉图开始的连续性传统——存在巨链——在这里继续褒贬林奈的冒险，似乎也没什么意思。不过，如果稍微退后一步，考察分类系统之战对于其他领域的影响，或许更有裨益。

一言以蔽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已经成为两种互补的信息管理方式，前者如同地图，提供一个通用的固定结构，让初学者得以骑驴找马。后者着眼局部，更像是随身携带的观测仪器，可以在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透视所遇到的事物。

和博物学远隔千里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⁵提供了另一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案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教材深受日本和台湾地区影响，而后两者又承袭德国，在一次又一次的咀嚼和吞咽中，许多术语被视作理所当然，以至于学生会觉得教授都有自虐倾向——最严重的一个例子当属“证据种类”和“证据分类”。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法学院的低年级学生，发现课本的第二章是《证据的种类》而第三章是《证据的分类》，你会不会有一瞬间觉得印刷错了？

这两个标题都真实存在于许多刑事诉讼法教材中。不少教授不愿意给学生增加心理负担，或者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于是摆出最不会错的解释：种类是法定的，而分类是专家学者自己捣鼓的。任何上过小学的人都能够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种解释纯属废话。

根本区别在于，证据种类是一套自上而下的体系，固若金汤，某个证据如果是证人证言，那它就不可能同时又是电子数据，就算这段证言写在纸上或者拍成录像，本质上还是证言，而不同种类的证据有不同的考察标准。福柯天才般地指出，自上而下的方法预先确定一些要素，而“任何无关于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要素的差异性，将被视作无关紧要的”。简言之，自上而下的划分是排他的，划分后的每一项亦是排他的。

而证据的分类则相反，是自下而上的，每次采用不同的划分依据，都可以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并且同一件证据可以同时属于多个分类。比如为了研究一套言辞是基于直接感知还是间接推断的，可以分出感知性证据和意见性证据，前者往往来自当事人，后者常常源于专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与其说这些分类方法是为了给学者增加就业机会，不如说每一种划分都不完全，并且有些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法官需要着重考察的：没有人能够接受瑕疵巨大的证据所结出的判决之果。＊

＊Credit：在写作阶段，@Apus 对本节内容予以斧正，指出了我的一些错误。

在管理个人数据时，实际情况往往也是两套方法双管齐下。文件管理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文件夹层级体系，也有自下而上的标签和元数据。任务管理中，亦有自上而下的项目和自下而上的标记及过滤器。

我们似乎站在了一种新实用主义立场上，现在不仅有了种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也有了一套接近自上而下的系统。

但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永远不可及的达尔文式分类

林奈的成果如此耀眼，尽管其分类依据是一步险棋。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凡人也有可能找到自然的分类体系，为每一个物种都找到自然的位置，并且这个位置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只能在这里，而不可能在另外地方。

一百多年后，找寻自然体系的梦想被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实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分别独立提出了物种进化理论，而德国人则更进一步推论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有可能来自同一个祖先。这些观念基本上已经成了现代人的常识，而在主流的教科书上，生物进化之树的形象也屡见不鲜：往往从单细胞生物开始，逐渐发展出一些比较低级的物种，末端则是猫猫狗狗和你我。⁶

在这棵生命进化树（系统发生树，phylogenetic tree）上，每一物种确有其固定位置，并且只要进化论没有被推翻，未来地球上发现的物种——前提是没有外星生物入侵——理论上都可以找到其独一无二的位置。

但是这种喜悦不应该传递到其他学科。就像生物学家道金斯（Dawkins）所说的，生物进化树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真正完全的分类系统，而其他任何分类都没有唯一结构，尤其是文件管理。在计算机系统中，文件夹有着和进化树类似的拓扑结构，并且也做着自然系统之梦，总有一些所谓大师告诉你理想的信息管理体系应当 MECE（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相互独立、完全穷尽）。正如前文所说，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而在近代又被达尔文等人重振，但很可惜，MECE 原则完全不适用于信息管理或文件管理系统。要害在于，就人类所知的所有事物中，只有生物是从单一的祖先进化而来，因此可以用一个固定的树状分类，而其它几乎所有对象都存在着多种分类可能。虽然你可以乞援于大爆炸理论，可理论物理远水救不了近火，量子物理对信息管理的帮助料想不大。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退而求其次，追求一种权威而通用的分类，其中自我感觉最佳的一个派系当属图书馆编码倡导者。图书馆编码被不少人视作终极信息管理方法，无论中西，你都可以看到一批信徒。以中图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例，其实它也只是一种相对通用的人为划分，可惜处处充满了权宜之计的味道。为何设计师佐藤大的同一套书——连书名都如出一辙——被放在不同的书架？凭什么经常放在一起研究的严肃著作，却常常散落于图书馆的各个楼层？制定者甚至根据使用率而非书籍本身属性分类，将“部分使用频率过低的图书用类改为资料用类”。

试问，佐藤大的《佐藤大：没有废弃方案》被归入TB（一般工业技术），而《佐藤大：超快速工作法》则属于B（哲学、宗教），似乎毫无道理。读过的人自然知道，两者均为佐藤大的杂文集，恐怕把各个章节穿插互换也不违和。

再问，Ogilvie 的专著被正确置于N（自然科学总论）之下，而楠川幸子主题类似的著作却在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项下，难道只是因为后者多了几张彩图，就要屈尊低龄化吗？

连图书本身都做不到 MECE，甚至处处不能逻辑自洽，就不要企图用图书馆编码去组织所有信息了。

任何能够实践下去的信息管理系统都必然有一些弹性，在这个意义上，单一分类的系统必须退场。时髦的 PARA、CODE 乃止更早一代的 GTD，都承认信息处理的纵向维度，放弃了图书馆式固定划分。不过，这些“管理大师”之说却常常演变成另一种一言堂，太注重记录个人经历而忽视存储的分类资料。

信息毕竟还是要加以整理并供未来的自己取用——即便不考虑共享于他人——因此，我更愿意同时承认图书馆和档案馆两者，普遍面向未来的参考材料居于前者，记录个人处理历史的材料放诸后者，同时不排斥副本与节录本在两者之间流动。⁷

但故事还没讲完。

重回林奈：单一分类到元数据

当进化树被证实无法扎根于信息管理系统后，似乎博物学的历史已经与信息管理的叙事分道扬镳。实则不然。博物学中一直隐含着另一故事分支：元数据（metadata）。

林奈所留下的另一套方法（methodus）同样影响深远。正如他本人所意识到的，植物生殖器官只是多种可能的分类依据之一，而描述一种植物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事物，往往都要记录一组可能的属性。⁸他还亲力亲为写了一系列册子，展示描述生物需要哪些基本方面。

考虑到林奈系统如此成功，暗示了元数据的第二套方法反而像是在开倒车，不过，事实证明林奈的思想远远超前时代。必须指出，林奈并不是退回了文艺复兴及以前的描述大杂烩——前人会忠实记录关于生物的一切信息，例如它喜欢吃什么以及人类怎样吃它——而是提出了抽象结构，这种结构充满了人类中心主义，选择林奈自己认为重要的几个描述方向。和他的分类系统一样，元数据方法赶上了瑞典的经济重振活动，而林奈所选择的数据咸为栽培和利用植物所必需，终如鱼得水。⁹¹⁰

现在，离开寒冬，回到未来。和林奈的处境不同，文件元数据基本自动产生，而物种分类依据与其余元数据则需手动编写。这意味着，如果不预先搭建一套系统——即便只是临时的——就无法有效命名物种；但整理信息则不然，元数据已经天然提供了一系列分类与排序的依据¹¹，你可以根据使用时间的远近列出常用文件，也可以根据格式把桌面上的杂物分成几摞——这些操作都不到一秒钟。

换言之，元数据给了我们搭建文件夹体系的充分空间，即便每周尝试一种新的分类系统，也不耽误取用文件。而在文件夹系统落定后，元数据仍然存在，继续提供不同的分类视角。且电子数据最擅长重新排列，无论怎样藉由元数据重排文件，也不影响文件夹体系。

进言之，在赛博世界中，元数据才是天然的分类依据——为林奈那几代人所梦寐以求！当代信息管理中，元数据是天然的、自动的、不自觉的，在一个文件生成和修改的过程中，数据也随之创生和变动。而文件夹倒成了方便主义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谁敢给你灌输不可动摇的文件夹分类哲学，谁就是骗子。

既然元数据能够提供更多维度的整理方式，为什么还需要分类系统（文件夹）？很简单，人类记忆仍然依赖空间结构。梭罗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应当在漆黑的深夜中也能轻松摸到自己的一切——他说的是所有物而不是胳膊和大腿。信息整理的途径之一便是在难以琢磨的赛博空间中打造可靠的记忆支架。

甚至在虚空之中，结构也会逐渐生长而出。在软件交互设计中，曾经有一场搜索和导航的交互方式大战，在互联网诞生之初，顶级设计师和公司都竭力讴歌搜索技术，但仅仅过了十几年，搜索已在大多数网站中退居配角，设计师把大部分精力投诸导航——这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界面设计。原因很简单，十几年过去，网站和访客之间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某一类网站应当具有的结构已经烙印在访客的心中。例言之，当你打开电商购物网站时，往往都会期待能够看到打折信息、降价提醒以及新品上市等几个主要分类。导航也属于自上而下的分类体系，大致勾勒出了一个网站的轮廓，让访客不至于迷失。

回到信息管理，文件夹就是那张自上而下的全景地图。只不过，一如已经没有人在日常生活中用纸质地图，大家都拥抱了充满元数据的电子地图，如今的文件管理工具，多数也是文件夹和元数据的轮舞。

文件夹加上元数据，或者说，天然的元数据以及承载剩余工作的文件夹，才是现代文件管理的成熟样貌。

1.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2.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3. 美布莱恩·W.欧格尔维：《描述的科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4. 美保罗·法伯：《探寻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E.O.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5. 日楠川幸子：《为自然书籍制图》，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6. 蒋澈：《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7. 德安德烈娅·武尔夫：《创造自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8.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9. 美侯世达：《我是个怪圈》，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10.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1. 熊姣.约翰·雷的博物学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6):32-38.
12. 徐保军.林奈的博物学:“第二亚当”建构自然世界新秩序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6):25-31.
13. 徐保军.使徒、通信者与林奈体系的传播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22):92-95.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2.009.
14. 徐保军.林奈自然经济理念的缘起与实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12):63-69.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15.12.013.
15. 徐保军.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41(11):1-8.DOI:10.15994/j.1000-0763.2019.11.001.
16. Stafford Beer, Designing Freedom (House of Anansi, 1993).
17. Howar Rheingold, Tools for Thought (Simon & Schuster, 2000).
18. Ivan Illich, Energy and Equity (Marion Boya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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