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分内容也见于《人文主义笔记法：猜想与实践的媒介》。
数学家费马在书页上的那句信口评论，耗费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几百年的时间。哪怕费马有一个最粗糙的任务管理系统，能将书中的零碎评论导出为下一步行动，恐怕历史也会随之改写。
吾辈所从事的工作，所阅读的书籍，与费氏相比显然无足挂齿，不过也不必反过来否定吾辈所用的阅读工具与方法。管见以为，阅读只是一个环节，阅读活动应当为了任务管理（无论广义狭义）、为了下一步行动。电子书和网页文章的阅读，或许不必我多言，毕竟我们都见过把文章链接挂到任务管理软件中的狂热分子（尽管这些做法往往走错方向：把阅读当作任务，而忽略了阅读后的行动）。
本文关注任务导向的纸质书籍阅读，并设计了一套低技术、廉价、嵌入式的批注配置。
完整的书籍与割裂的批注
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价值不在于是否印刷诸纸，而是提供一个安静完备的阅读环境。一句话，你不必像看哈佛商评那样读一句话点开10个链接，也不用像读论文那般在每一页都要都一打祖师爷级别的人物摩肩接踵。书籍是一种让人放心的承诺，你抱着一本书，很大概率可以安安心心读完，即便有问题，也可以姑且悬置，回头再去图书馆找资料。
例如我一直放在案上的几本合同法大部头，这类书，只要作者水平高，必然在短短几段文字中击中前人观点之要害，甚至比原文的摘要或序言更清晰。尽管这些砖头书是专业书而非虚构作品，却依然提供了完整的阅读体验，我不必担心读到中途，还得半夜起身寻觅熬夜的学弟学妹借知网账号（我毕业参加工作已经好几年了）。
（既然关键不是纸张，为何还要看纸质书？为了避免为过多的论点辩护，恕本文中只抛出一条：多数时候，我一次只能处理一小叠纸的信息，就此尺度，纸质材料最轻、最便携且易于涂写圈画。）
不过，种种附加批注道具反而容易打破书籍自成一体的体验。我在看纸质书时，喜欢使用便利贴和书签，但它们通常需要单独携带，每次看书时还要先把种种道具摆出来，搞得好像好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一样正式，反而打搅了原本安静完整的纸质阅读。理想上，最好是随手拿起一本书，就近蜷身入躺椅、飘窗或干脆席地而坐（我卫生搞得很好）。现在倒好，参考资料是不必总放在手边，坏学生的文具倒是准备了一堆。
（如果割裂程度再提升十倍，割裂就会变成 Instagram 文具美学，这也不可谓不讽刺。）
此外，我的书桌有接近三米宽，不可不谓奢侈，但这以睡眠为代价才腾出来的空间，却要成为零碎文具的游击战场地，也令人不悦。这或许也是电子阅读受人喜爱的原因之一：只要带上电脑或平板电脑，相当于带上了整个文具盒，批注工具皆触手可及。
多数辅助道具之所以与书本割裂，盖因它们并不以（下一步）任务为目的。它们的终极目标或许仅仅是在书页间留下花花绿绿的标记，与在名胜下撒尿或在古迹上刻字无异。如果我们多问一句——便利贴与书签有何用？——而不满足于制造用功的表象，或许很快会找到其无缝嵌入纸质书的批注方案。
嵌入式的纸质书批注配置
先说本文着笔之际，我所用的纸质书批注方案：将便利贴和书签（背面都是粘性的）预先撕下，整齐贴在书本封面或封底的背面，这两页一般足够硬，并且比其他页面光滑，更适合收纳便利贴和书签。之后，随着阅读进行，视需要从封面或封底背面取下便利贴或书签，前者通常会转移到封面正面，积累一定数量或章节后可采收，移步至电脑完成后续工作；后者往往留在书中需要处理的段落出，用完后放回封面或封底背面，重复使用。
之所以同时使用便利贴和书签，其实已经区分了两种任务：
便利贴指向有具体提醒内容的任务，例如查找需要核实的原始资料，或者寻觅有意思的延伸阅读材料，再如需要誊到电子版书籍中的段落位置，以及其他种种在这本纸质书之外处理的事项。固然不少作者会在文末列出专门的书单，当不见得全都需要读，我还是会摘出最感兴趣的，写在便利贴上。
我特意买尺寸较小的便利贴，胶水占比面积更大，可以直接贴在书籍封面上而不易翘起，借此，我几乎可以把书籍封面当作一块白板，从后续任务到自己潦草搭建的书籍结构（冲当临时的阅读地图）都摆在这里，一目了然。附带的好处是，若因故暂时放下一本书，之后把它从书架里抽出来时，看一眼封面，就知道此前读到何种程度。这类功能倒不是便利贴所独有，之前使用空白表法梳理阅读过程时，我就用小号草稿纸承担记录工作，但终归比不上便利贴这样无缝接入书籍。
书签则是单纯的提醒，通常指向书册之内，往往是留待之后回头处理的页面，就像一个指示箭头，告诉我“这里”“那里”但不必填入具体内容。例如季羡林老先生的书，总爱抛出一个问题，结果却